祁门红茶诞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

祁门红茶自诞生之日起，面临的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清王朝岌岌可危，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封建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进人民国，政局仍然动荡，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所有这一切表明，历史带给祁红的童年是无比的辛酸和苦涩，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祁红初问世，世界茶坛正处在风起云涌之势。据资料记载.，以1896年至1900年的红茶、绿茶出口量各为100的指数计，到1915年，红茶仅占77，绿茶却达143，明显的绿肥红瘦。

沉寂的茶坛亟待着春风吹荡，这对于祁红来说，不啻是一种机遇。就在这种状况下，祁红果真裹挟着一股清新的山风，从皖南的崇山峻岭中横空出世，闪亮登场。秀美的外形，鲜爽的滋味，高锐的香气，这从未见过的茶象令人耳目一新，心头一振，茶商奔走相告，外商更为兴奋，于是疯狂采购，致使祁红很快便一花独放，出口量迅速攀高，直线上升。“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为祁红贸易的最盛期”。当时，祁红外销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等，均由俄国茶商承办，口岸是经汉口转运出关。“头批满堆，即择吉口良辰，鸣炮奏乐，大宴茶师及工人，匀堆成箱后，即抽茶样一箱，派水客送样至汉口。汉口茶栈大开中门迎水客，并设宴款待，仪式非常隆重。”这是老茶人对当年荣耀往事的回忆。开中门接客是徽州接待规格中的最高礼遇，祁红享受了高官走中门的尊荣，其地位之高、身份之显，可想而知，因此在当年民间评价祁红，就有“一品官，二品茶”之谚。由此可见，祁红在诞生的初期，风姿很是绰约。

风景这边独好，犹须锦上添花。

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祁门创办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祁门茶叶改良场，吹响了中国茶叶科研的号角，从而也为祁红平添光彩。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茶市受到冲击，曾一度坚挺的祁红无疑也受到严峻挑战。据资料载，自1926～1929年的四年问，祁红的外销指数下降了80个百分点。

首先是口岸变迁。祁红外销口岸原在汉口，市场主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的市场收归国有，汉口的私营俄商宣告停业，祁红外销只得重找出路，另辟蹊径。“l919年，上海、汉口两方出(茶)样，一视价格之高下为取舍。1920年，购茶洋行因国外销路改变，并为节省汉沪问的运费及堆栈租金起见，交易市场完全移至上海。”从祁门到上海，其时只有闾江水路。相比走熟多年的汉口水道，不但路线长，环节多，费用大，尤其是路线十分陌生，运输十分艰难。

其次是茶税激增。政局不稳，国库亏虚，危机自然转嫁。自1916年起，安徽省财政厅以便利征收茶税为名，在祁门县城吴桥头(仁济桥之下)和西乡闪里各增设厘金卡一处。而当时祁门的南路倒湖早已设有了厘金卡，重复设卡无疑会加重茶农的负担，加之执事者又勒索成习，致使茶农忍无可忍，群体抗争事件随之发生，从而爆发了以祁门商会会长为首的茶商茶农请裁厘金卡运动。请裁运动整整经历了两年，往来公文积至数尺。最后省财政厅迫于民意难违，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撤卡息事。消息传到祁门，全县群众交相祝贺，同时勒石建碑纪念，这是祁红低迷时的一缕福音。

碑刻全文如下：

厘金为清季秕政，而骈枝各分卡，则长厘局者之渔利计划，病民害商，骚扰行旅尤甚。吾祁只倒湖厘局一处，民国四年厘局长兼办茶税，当事者托词便利茶商请引起见，于城之东关外及西乡闪里同时设立两分卡。祁人业茶者狃于一时便利，其他疏未注意。次年茶税上峰另委专员办理，而分卡毫无所事，遂实施其勒索手端，商民行旅骚然矣!本会同仁不能坐视，起而请愿，呼号奔走，历有岁时，闪卡幸获裁撤；城东一卡，则以厘局阴为袒护之故，未能去也。上年霍邱龚公剑寒来长厘局，鉴于地方团体公论，悉心考察，知城东分卡实属无裨税收，留之只是病民，俯顺舆情，毅然请裁。适合肥徐公炎东知县事，亦以实心革弊为职志，先后呈上，遂奉令准。撤卡时欢声雷动，盖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也。回忆民国四年偶尔疏忽，遗患至今，匆匆九年，可不惧哉!爰述崖略于碑，志不忘耳。

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祁门县商会邑人胡光岳书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卢沟桥战火由北往南蔓延。

中国南方是富庶之地，更是产茶胜地。为筹措资金，积累外汇，支持抗战，自1937年起，国民党政府对全国茶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经管机构，统一收购茶叶，先是交由刚刚在上海组建的中国茶叶公司销售，后改为集中运往香港，交驻港的富华贸易公司统一对外销售。官方的介入，无疑是使市场程序得到改善，加上销售环节减少，成本下降，无形中带动了茶价略有上升，茶农积极性相应提高。尤其是上海“八一三”战事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政要商贾纷纷逃往偏安一隅的江南。

古镇屯溪本属重要茶叶集散地，受此形势影响，更是一度繁荣，以致有“小上海”誉称。祁红外销得地利之便，拓展当然更快，产量逐年增长，且态势数年不变，乃至创下产量和茶号两项历史性新高：

祁红产量的最高年份在1939年，近7万箱。按每箱50斤(旧秤计量单位)计，产量约3.5万担，占当时仝国红茶产量的三分之一，为历史最高水平；祁红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红茶相比，也是独占鳌头，最高时一担祁红的出口价卖到了360两白银，雄踞第一，前所未有；祁红业茶机构为茶号，茶号最多的年份是.1940年，其时受上年茶市坚挺的影响，仝县_共有大大小小茶号(含合作社)440家，也是历史最高水平。市场就是导向，就足效益，全县重视祁红，几乎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望，为此县府也闻风而动，专门颁发布告，从采摘源头提出要求：

照得祁门红茶，向为世界驰名。每年对外输出，有关国计民生。近年逐渐低落，言之实堪痛心。不徒价格锐减，竟将拒绝出境。考其症结所在，粗摘滥制是因。长此不图改进，红茶淘汰堪惊。实部达令整理，改用合作推行。包装加工设备，派员指导认真。转瞬毛茶上市，品质极应求精。嫩摘固是善法，早摘亦是良经。倘能分级采摘，生产尤可加增。不特挽回荣誉，亦可获利更丰。事关尔民生计，万勿视为具文。特此谆谆告诫，其各一体凛遵。

言辞恳切，堪称感人。然而天上不掉馅饼，人算不如天算，短暂的繁荣只能是畸形的繁荣，就在祁红即将迈上第二个发展阶段时，昙花一现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海运中断，向以国际市场为销售主渠道的祁红顷刻间一落千丈，生产无常，茶号顿减，产量大落，最多年份仅为5000担上下，不及最高年份的六分之一。于是茶农纷纷弃茶改林，砍茶棵的、烧茶园的，举目皆是，祁红遇上了从未有过的困顿。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祁红恢复出口，茶叶生产出现一线生机。同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为依托，成立复兴茶园工作站，提供贷款，发放茶苗和赈济面粉。自是年10月至翌年4月，祁红产区中的祁门、至德(东至)，以及休宁等地，共整理荒芜茶丛六千万余株，约20万亩，共发放面粉1500多吨。同时茶业机构也陆续恢复，当年共有茶号52家，合作社22家，共产茶22702箱。

次年，全县茶号增至70家，合作社19家，共产茶24843箱。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销售无着，茶价日落，一斤茶只能换到半斤盐，入不敷出，茶农忍痛弃茶改粮，茶叶的产量币口质量均大幅下降。

1948年，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军队向南败退。受战局影响，祁红生产再度受挫，全县茶园荒芜达半数以上，即使未抛荒的茶园，衰老茶丛也超出70%，问种杂粮的茶园将近一半，茶叶亩产由战前的75斤降至21斤(旧秤计量单位)，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16％，高档茶断销，名茶失传，茶农濒临破产境地，“日无鸡食米，夜无鼠耗粮。蓑衣当被盖，麻布做衣裳”。祁红生产跌破极限，奄奄一息。

祁红的童年就是在这样酸楚坎坷中度过的，先后经历了展雄风、遇低迷、昙花现、战时困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