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产茶历史悠久,六安更是作为古茶区成为全国重要茶叶贸易市场。一份“致和正义顺”广告单中包涵了很多的信息,我们没法一一解读,只抽取了其中“六安茶”作为一个切入点,由此引出一段辉煌的六安茶史。
茶叶的广告招贴从古至今种类繁多,内容也五花八门,有茶票、包装纸、宣传画、访单等等,除了广告宣传效应外,还有打假的功能,比如“认记购买”、“并无分设”、“货真价实”等等,表明商家非常注重自己的招牌,打造自己独特的标识,以此区分假冒伪劣者,来维护商家信誉,广告意义突显其中。
这张旧广告纸周边以花鸟装饰,文字以卷轴形式展现。设计图案十分精致,印有花鸟虫鱼等,将传统和民俗文化相融合,体现了浓郁的民间气息。广告词也十分精彩,颇具特色。第一行为“六安茶”三字,第二行为“致和正義顺”,第三行为“货真价实”,下面主体文字为“茶之为物,钟山川之灵气,涵云雾之精华,得其地尤贵得其人,本主人向在六安业茶有年,慨兹商业竞争时代,各宗货物无不力求精,不惜巨资,货必雨前,制必督工,所以巧夺三春,早占龙团雀舌之异风,生雨腋绝胜琼浆,玉液之奇至于解渴消瘴、提神、辟疫……请认记购买不误。”两侧有“改良制造、中外驰名”联句,茶号主人来自新安祁南(今安徽祁门县一带)。
祁门自古产茶,茶商云集,但从这张茶票来看,地点不在祁门,而在六安。虽然安徽祁门也是古老茶区,但仍有很多茶商借六安茶的名气营销茶叶。明清时期每年都有很多商人,前往六安开设茶号收购茶叶,就地进行加工,然后再运销各地。
不管是商家为借六安之名,还是确实在六安为其采办茶叶,很肯定的是“六安茶”在商家心目中的地位。以六安茶叶之名,推销自家茶叶,他们在销售过程中用特制的木刻印刷广告纸、茶叶仿单等,专门说明茶之由来、功效以及号名、地点等相关事项,出示打假广告,以正名声。百年前的祁门,全县有几十家的安茶号,茶商以他们独特的营销手段,做着自己的茶号买卖。
当时比较有名的是“三顺”和“四春”,分别为孙义顺、正义顺、先义顺和同春、德春、映春、芝春。其中清雍正年间创办的孙义顺安茶号最有名,此茶号安茶以越陈越好的药用价值,受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国家的喜爱,当时冒牌借名之事颇多。无论是孙义顺还是正义顺六安茶广告纸,都是祁门茶商的特制“商标”,为我们了解徽茶历史提供了参考依据。六安茶叶声名远扬,作为徽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张张旧的广告单,为我们揭开一段源远流长的六安茶历史。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
六安产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安徽古茶区之一。据史书记载,唐代六安茶就已成为商品,明清以来享有盛誉。
唐代,受南方饮茶之风的影响,茶在北方迅速传播开来。陆羽《茶经·八之出》:“寿州下,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山同也。”
六安,唐宋以来称盛唐县,属于寿州,古六安州包括今六安、霍山、金寨等县。虽然《茶经》中品评在淮南地区,寿州产茶比较差,但特别指出六安、霍山境内的茶与衡山产的差不多,可见唐时寿州已是茶产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
松赞干布时期,唐蕃贸易中茶叶成了重要的物品,饮茶风已传入吐蕃,寿州茶也已崭露头角,随着茶马交易,远销边缰。宋李昉《太平广记》中记载: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
唐时六安地区茶叶已名声在外,其生产、加工形成一定规模。唐代茶叶加工以团饼茶为主,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据《文献通考》卷十八“榷茶”记载:“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茶》中也提到“寿州霍山小团”,由此可见,唐代六安地区生产的是以饼茶为主,但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提到“寿州的霍山黄牙”为唐代名茶品目之一。这说明唐代寿州贡茶有团饼茶,也有散茶。
到了宋代,六安茶叶发展很快,茶税征收日益增加,实行“榷茶之制”,在各茶区设置6个榷货务和13个山场,官府对种茶的园户实行专门管理,以茶纳税。
“在淮南的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使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寿州为全国重要茶叶贸易市场,霍山则是其中之一。寿州三场,曰霍山场、麻步场、开顺场。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宋朝不仅实行“榷茶制度”,还控制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与之进行“茶马互市”。茶马互市就是在边区实行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茶马交易虽然早在唐代就已开始,但到了宋代才真正形成制度。
明代实行散茶,六安茶久负盛名。据嘉庆《六安州志》“茶贡”条记载:“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庭常进之品。”作为名茶上贡,且有一定数量的贡额,由六安知州上供至礼部。随后“弘治七年,分设霍山县,六安产茶之地,半入霍山界内。随定额分办,六安办茶二十五袋,霍山办茶一百七十五袋。”
嘉靖《六安州志》“物产·茶”条中同样记载:“寿州霍山黄芽,六安州小岘春,皆茶之极品。明朝始入贡自弘治七年,分设霍山县,州县俱贡,县户采办者,例仍汇州总进。”从中可知六安贡茶大部分产于霍山,霍山虽有贡额,但名气却被六安所掩盖。明初六安州,隶属庐州府,明万历三年《庐州府志》有“六安,多茶;霍山,多茶”的记载。明以后六安茶不仅产量多,名声大,且茶叶品目种类多,其中寿州霍山黄芽、六安州小岘春等都认为是茶叶中的极品。
“七碗清风自六安,每随佳兴入诗坛。”六安茶除上贡以外还受到权贵及文人的喜爱,地方官以此作为馈赠之礼,使六安茶知名度不断提
升。明代陈霆《两山墨谈》记载:“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
明代六安茶茶事生产兴盛,具有优异的品质及一定的产量,才能满足朝庭上下的需求。“露蕊纤纤才吐碧,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这首明洪武期间霍山令王毗翁的《焙茶》诗就体现了霍山一带制茶时的盛况。六安茶不仅品质受到众人喜爱,还常作药用。明屠隆《考槃余事》卷三“茶笺”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但不善炒,不能发香,而味苦。”与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香茗篇中评价六安茶说法一致。
在清康熙《六安州志》中提到“茶通贸迁,礼遗烹沦,其用颇广,六安名亦最著,但自霍邑分治后,茶山数十处皆在霍,……开市列肆,商贾骄迹者十不及一,乃人习而不察,尽目之为六安,殊不知霍享其实,六当其名耳”。这说明六安州产茶不及霍山县的十分之一,但霍山茶名气还是六安大。在清顺治《霍山县志》中也同样记载:“六安茶,六安与霍山所并产也;茶以六安名,当霍未建县已有贡额……六安地广且饶,产茶实浮于霍。”更证实了“霍殚其力,州享其名”的社会现象。清代诗句“彭泽鲤鱼陶令酒,宣州栗子霍山茶”,也体现了六安茶作为重要的贡品,社会地位不可忽视,同时也反应了品质优异的霍山茶,及霍山产茶在六安地区的重要性。
清代诸多方志都对六安茶作了详细的记载,如乾隆时期《霍山县志》对六安茶的产地、贡额、利病及品质等级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另嘉庆二十一年《霍山县志》中旧志云:“富商大贾,骑从布野,倾囊以质,百货骄集,开市列肆,妖治招摇,亦山中盛事”。陈燕兰的《霍山竹枝词》中也指出:“近县百里皆产茶,每岁雨前采制贡之,内府山田少宜谷,民惟赖茶以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上述可见,清代霍山茶作为“贡品”,“雨前采制”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大多数还是作为商品销售,整个霍山县均产茶,茶商贩运茶叶,百姓以茶为生。六安茶作为历史名茶,清代进贡的数量不断增加,贡品的质量更是精细,在利益的驱使下,霍山一带的茶农受外地茶商抢占地盘、本地豪绅加租收债还有政府的剥削和压迫,生活非常艰辛。“近城百里尽茶山,估客腰缠至此间,新谷新丝权子母,露芽摘尽泪潸潸”。非常形象的描写了霍山一带每到春季,为赶制贡茶,谷雨前后都不得停歇,茶农采制茶叶的辛苦场面。
随着社会的进步,六安茶不仅作为一种茶品,更被应用于茶疗之中,且被选为清宫药茶的重要组成成分,其良好的保健功效得到人们的肯定。清康熙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记述了自己饮六安茶的亲身感受:“六安尤养脾,食饱最宜。”六安茶除了茶的基本功效外,其消融积滞,蠲除沉疴的作用更为人们所认可,因此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清末随着入贡京师,茶叶贸易频繁,六安茶在北京很受欢迎,是各大茶馆的当家产品。“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甓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等均可见六安茶在京城很受欢迎,名声响亮,安徽茶商在北京的茶店门面装饰考究,且有独特的经商之道。“茶店涂饰金粉,所货为六安大叶最多,以茉莉花熏之,无本味也。”迎合北方人的口味,将六安茶与茉莉花茶进行窨制,为适应市场需求,已不是原来的六安茶,但还是以六安为名。
六安产茶历史悠久,作为古老茶区,是全国重要茶叶贸易市场,安徽祁门茶商的安茶号多数都于六安有关。历史上的六安茶不同于现在六安地区所产的“六安瓜片”、“霍山黄芽”等,在不同历史时期,茶叶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有饼茶、芽茶、叶茶、再加工茶等等。就凭一纸广告单,远不能参透六安茶的整个历史脉络,但从那些古籍中描述的点点滴滴我们又可以了解其一二。我馆的这张茶票,是祁门茶商的特制“商标”,是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珍贵实物,也是六安茶史中的一份见证,为我们了解整个六安茶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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