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韦氏大辞典,“祁门红茶”记录着祁门红茶的原产地——中国安徽省祁门县。创始年:祁门产茶创制于光绪年(公元1875年),已有百余年的生产历史,可追溯到唐朝,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留下:“湖州上,常州次,歙州下” 的记载,当时的祁门就隶属歙州。
1875年前后,祁门人士胡元龙借鉴了外省的红茶制法,在祁门加工出了红茶,后由北平同盛祥茶庄引入北平,在市场获得了成功。
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
光绪元年(1875),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
清朝光绪年间以前,祁门只产绿茶,不产红茶。
1875 年,安徽黟县有个名叫余干臣的人,在福建罢官回原籍经商,因见了红茶畅销多利,便在至德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 " 闽红茶 " 制法,开始试制红茶。
1876 年,余氏又先后在祁门西路镇、闪里设红茶分庄,扩大经营。由于祁门一带自然条件优越,所制红茶品质超群出众,因此,产地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声誉越来越高,在国际红茶市场上引起了茶商的极大注意,日本人称其为玫瑰 ,英国商人称之 " 祁门 " 。
光绪8年(1883),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红创始人之一。
余干臣的弟子学徒有陈尚好等人。从1875年余干臣在历口开办茶庄,陈尚好自幼在茶庄学艺,多年以后学技精湛,回正冲村自办茶号尚好坊。
祁门红茶自诞生之日起,面临的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清王朝岌岌可危,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封建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进人民国,政局仍然动荡,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所有这一切表明,历史带给祁红的童年是无比的辛酸和苦涩,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祁红初问世,世界茶坛正处在风起云涌之势。据资料记载.,以1896年至1900年的红茶、绿茶出口量各为100的指数计,到1915年,红茶仅占77,绿茶却达143,明显的绿肥红瘦。
沉寂的茶坛亟待着春风吹荡,这对于祁红来说,不啻是一种机遇。就在这种状况下,祁红果真裹挟着一股清新的山风,从皖南的崇山峻岭中横空出世,闪亮登场。秀美的外形,鲜爽的滋味,高锐的香气,这从未见过的茶象令人耳目一新,心头一振,茶商奔走相告,外商更为兴奋,于是疯狂采购,致使祁红很快便一花独放,出口量迅速攀高,直线上升。“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为祁红贸易的最盛期”。当时,祁红外销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等,均由俄国茶商承办,口岸是经汉口转运出关。“头批满堆,即择吉口良辰,鸣炮奏乐,大宴茶师及工人,匀堆成箱后,即抽茶样一箱,派水客送样至汉口。汉口茶栈大开中门迎水客,并设宴款待,仪式非常隆重。”这是老茶人对当年荣耀往事的回忆。开中门接客是徽州接待规格中的最高礼遇,祁红享受了高官走中门的尊荣,其地位之高、身份之显,可想而知,因此在当年民间评价祁红,就有“一品官,二品茶”之谚。由此可见,祁红在诞生的初期,风姿很是绰约。
风景这边独好,犹须锦上添花。
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祁门创办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祁门茶叶改良场,吹响了中国茶叶科研的号角,从而也为祁红平添光彩。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茶市受到冲击,曾一度坚挺的祁红无疑也受到严峻挑战。据资料载,自1926~1929年的四年问,祁红的外销指数下降了80个百分点。
首先是口岸变迁。祁红外销口岸原在汉口,市场主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的市场收归国有,汉口的私营俄商宣告停业,祁红外销只得重找出路,另辟蹊径。“l919年,上海、汉口两方出(茶)样,一视价格之高下为取舍。1920年,购茶洋行因国外销路改变,并为节省汉沪问的运费及堆栈租金起见,交易市场完全移至上海。”从祁门到上海,其时只有闾江水路。相比走熟多年的汉口水道,不但路线长,环节多,费用大,尤其是路线十分陌生,运输十分艰难。
其次是茶税激增。政局不稳,国库亏虚,危机自然转嫁。自1916年起,安徽省财政厅以便利征收茶税为名,在祁门县城吴桥头(仁济桥之下)和西乡闪里各增设厘金卡一处。而当时祁门的南路倒湖早已设有了厘金卡,重复设卡无疑会加重茶农的负担,加之执事者又勒索成习,致使茶农忍无可忍,群体抗争事件随之发生,从而爆发了以祁门商会会长为首的茶商茶农请裁厘金卡运动。请裁运动整整经历了两年,往来公文积至数尺。最后省财政厅迫于民意难违,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撤卡息事。消息传到祁门,全县群众交相祝贺,同时勒石建碑纪念,这是祁红低迷时的一缕福音。
碑刻全文如下:
厘金为清季秕政,而骈枝各分卡,则长厘局者之渔利计划,病民害商,骚扰行旅尤甚。吾祁只倒湖厘局一处,民国四年厘局长兼办茶税,当事者托词便利茶商请引起见,于城之东关外及西乡闪里同时设立两分卡。祁人业茶者狃于一时便利,其他疏未注意。次年茶税上峰另委专员办理,而分卡毫无所事,遂实施其勒索手端,商民行旅骚然矣!本会同仁不能坐视,起而请愿,呼号奔走,历有岁时,闪卡幸获裁撤;城东一卡,则以厘局阴为袒护之故,未能去也。上年霍邱龚公剑寒来长厘局,鉴于地方团体公论,悉心考察,知城东分卡实属无裨税收,留之只是病民,俯顺舆情,毅然请裁。适合肥徐公炎东知县事,亦以实心革弊为职志,先后呈上,遂奉令准。撤卡时欢声雷动,盖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也。回忆民国四年偶尔疏忽,遗患至今,匆匆九年,可不惧哉!爰述崖略于碑,志不忘耳。
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祁门县商会邑人胡光岳书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卢沟桥战火由北往南蔓延。
中国南方是富庶之地,更是产茶胜地。为筹措资金,积累外汇,支持抗战,自1937年起,国民党政府对全国茶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经管机构,统一收购茶叶,先是交由刚刚在上海组建的中国茶叶公司销售,后改为集中运往香港,交驻港的富华贸易公司统一对外销售。官方的介入,无疑是使市场程序得到改善,加上销售环节减少,成本下降,无形中带动了茶价略有上升,茶农积极性相应提高。尤其是上海“八一三”战事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政要商贾纷纷逃往偏安一隅的江南。
古镇屯溪本属重要茶叶集散地,受此形势影响,更是一度繁荣,以致有“小上海”誉称。祁红外销得地利之便,拓展当然更快,产量逐年增长,且态势数年不变,乃至创下产量和茶号两项历史性新高:
祁红产量的最高年份在1939年,近7万箱。按每箱50斤(旧秤计量单位)计,产量约3.5万担,占当时仝国红茶产量的三分之一,为历史最高水平;祁红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红茶相比,也是独占鳌头,最高时一担祁红的出口价卖到了360两白银,雄踞第一,前所未有;祁红业茶机构为茶号,茶号最多的年份是.1940年,其时受上年茶市坚挺的影响,仝县_共有大大小小茶号(含合作社)440家,也是历史最高水平。市场就是导向,就足效益,全县重视祁红,几乎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望,为此县府也闻风而动,专门颁发布告,从采摘源头提出要求:
照得祁门红茶,向为世界驰名。每年对外输出,有关国计民生。近年逐渐低落,言之实堪痛心。不徒价格锐减,竟将拒绝出境。考其症结所在,粗摘滥制是因。长此不图改进,红茶淘汰堪惊。实部达令整理,改用合作推行。包装加工设备,派员指导认真。转瞬毛茶上市,品质极应求精。嫩摘固是善法,早摘亦是良经。倘能分级采摘,生产尤可加增。不特挽回荣誉,亦可获利更丰。事关尔民生计,万勿视为具文。特此谆谆告诫,其各一体凛遵。
言辞恳切,堪称感人。然而天上不掉馅饼,人算不如天算,短暂的繁荣只能是畸形的繁荣,就在祁红即将迈上第二个发展阶段时,昙花一现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海运中断,向以国际市场为销售主渠道的祁红顷刻间一落千丈,生产无常,茶号顿减,产量大落,最多年份仅为5000担上下,不及最高年份的六分之一。于是茶农纷纷弃茶改林,砍茶棵的、烧茶园的,举目皆是,祁红遇上了从未有过的困顿。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祁红恢复出口,茶叶生产出现一线生机。同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为依托,成立复兴茶园工作站,提供贷款,发放茶苗和赈济面粉。自是年10月至翌年4月,祁红产区中的祁门、至德(东至),以及休宁等地,共整理荒芜茶丛六千万余株,约20万亩,共发放面粉1500多吨。同时茶业机构也陆续恢复,当年共有茶号52家,合作社22家,共产茶22702箱。
次年,全县茶号增至70家,合作社19家,共产茶24843箱。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销售无着,茶价日落,一斤茶只能换到半斤盐,入不敷出,茶农忍痛弃茶改粮,茶叶的产量币口质量均大幅下降。
1948年,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军队向南败退。受战局影响,祁红生产再度受挫,全县茶园荒芜达半数以上,即使未抛荒的茶园,衰老茶丛也超出70%,问种杂粮的茶园将近一半,茶叶亩产由战前的75斤降至21斤(旧秤计量单位),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16%,高档茶断销,名茶失传,茶农濒临破产境地,“日无鸡食米,夜无鼠耗粮。蓑衣当被盖,麻布做衣裳”。祁红生产跌破极限,奄奄一息。
祁红的童年就是在这样酸楚坎坷中度过的,先后经历了展雄风、遇低迷、昙花现、战时困的艰难历程。
1949年,祁门解放,新中国建立,祁门红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祁红生产受到重视,政策给予扶持,茶园面积大幅增加。
建国初期,国家通过贷粮、赊销、贷款等方式,支持资金一千多万元,扶持祁红生产。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国家以茶叶预购,发放订金等办法,帮助茶农解决资金困难,同时在化肥、粮食等方面给予优惠供应,收购部门则执行稳定的茶价政策。所有这些措施,有力地调动了翻身茶农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大提高,祁红生产恢复很快。据统计,1957年比1950年,茶园面积增长36.7%,接近历史最高年份。
1958年,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复杂的生产关系使刚刚释放的生产力有所遏制,加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祁红生产再次受挫。
此后,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扶持下,祁红茶区大力开展科学实验,通过“二建”(建立集中连片的新式茶园、建立稳产高产的基本茶园)和“三改”(改造老茶园、改善茶园管理、改变采摘技术)等措施,培育出一批规模大产量高的基础茶园,以及一批亩产超百斤的社队。同时又专门成立了国有体制的祁门县茶场,开辟茶园三千多亩,专事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推广工作。至此,全县茶园而积发展迅猛,1.949年,全县茶园仅45675亩,至1985年达到134929亩,号称“十四万亩”。
更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在全县茶农、茶叶科技人员,及省祁门茶叶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祁红的栽培技术和茶树品种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是产销体制实行国有化管理,祁红地位提高,产量迅速攀升。
新中国建立,祁红被确定为国家二类物资产品,实行派购统销。全县私营茶商停业,人民政府接管了原先的茶叶改良场,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以原有茶园为依托,成立科研机构(今为安徽省茶叶研究所);另一部分以原有机械制茶工厂为基础,分别建立祁门茶厂和历口两个精制茶厂,后合并为祁门茶厂,作为专事生产出口祁红的厂家,从而形成一贯制局面,三十多年从未改变。
从1949~1985年的36年间,祁红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毛茶收购,到成品茶生产,以及内销和外销,均由不同的国有企业和渠道担负。
毛茶收购先由县人民政府组织茶叶运销合作社办理,后改由中国茶业公司屯溪分公司、祁门茶厂、历口茶厂联合办理,重点茶区则设立收购站,再后又增加供销社参与收购,后又改为由县农副产品采购局收购。此段时间,各收购点先是收购晒胚,1953年改为销量每况愈下;其次是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内茶叶结构大调整,名优茶蜂拥而起。受价格因素的制约,祁红原料抢手,收购出现困难;再次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性矛盾使得老国企的祁门茶厂运行困难,而新兴的乡镇茶厂由于贷款、市场等诸多困难,发展速度缓慢。祁红走到了空前未有的艰难路口。
祁红人毫不气馁,仍然顽强拼搏。
进入90年代,县政府开始着手开拓国内市场。1991年,祁门茶厂在长春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力图打开国内市场,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祁红从未有过的创举。2000年,县政府在祁红、乔山两地建立祁红有机茶基地茶园,面积2000亩,同时新建和改造茶叶加工厂两座,并申请欧盟BCS组织认证,开始了按国际标准x,1-接市场的历程,到2006年全县有机茶颁证面积近万亩。
2001年,祁门被命名为“中国红茶之乡”,2003年,祁红被全国首届茶道大赛暨全国名茶品牌推介游购会确定为指定用茶;同年县成立祁门红茶协会,着手申请证明商标,实行行业自律,整顿和规范市场。次年,全县14万亩茶园全部通过国家无公害认证。2005年,举办首届国际祁门红茶节,着力扩大影响,重塑祁红形象。此外,原先国有、集体所有制的茶厂也逐步改制到位,到2006年春,全县私营或股份制的茶厂发展到二十余家。同年,祁门县政府确定从中国大都市突破的战略,与上海市茶叶协会签订产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联合从祁红茶叶原产地选拔优秀企业作为上海的优秀供应商,上海选出诚信经营的商家作为专门经销店,以共同维护祁红的百年品牌和世界声誉……
新中国五十多年的岁月,祁红历经千锤百炼,风雨兼程:种植面积扩大,质量体系完备,制茶技术提高,茶树品种确定,市场份额增加,奖项荣誉繁多。然而,由于体制和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处于初级阶段等原因,目前的祁红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遥望未来,任重道远。
祁红开始步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祁红生产,春季最忙,“吃饭不知味,走路不沾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本地劳力少,大量外地茶工人祁,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忘我劳动,不失为一道独特生产景观。
先讲采茶工。新中国成立前,每至茶季,便有本省江北,以及邻近的江西河口、湖北英山等地茶工陆续来祁。清明过后,更有数十或数百的男男女女来到城乡各地,人住千家万户。他们每每在黎明前吃早饭,便由茶主带上山,天才见亮,便开始采茶。中午茶主送饭,同时带上家什过秤记账。晚上天黑归家,自己再记账,以便与东家核对,日后结账。这段历史,当年曾有人作过生动描述,“山茶易老,采摘恐迟,时节有限,雇工成习,摘工男女均为之。
有近自本省安庆、六安,远由江西乐平、鄱阳等处来此争蝇头之利者,每亩产叶约二百斤,摘工计酬,以斤计最苦,约三十斤一元。以工计,每人一日之资食约六角。若系包工,每名一季资食约十二三元。唯生叶之用秤,昔为三十二两,平均每人每日摘十斤左右,所获可三角。摘工多属农家之人。”
再看制茶工。毛茶初制,多以本地男工为主,也有少数为外来。生叶归家,争分夺秒做湿坯,做好立即挑茶去茶号卖,目的是赶在下午四时前,价格好些。茶季结束,结算工钱,主家做几道好菜送行,并发给路费,路费标准视主家境况一至三元不等。
成品茶精制则以外地男工为主,“来源分河口与婺源两帮,其雇用多系
包工制。每当茶季之前就有包头向各号接洽。所有工人,委其代雇,每名每季工资,通常为二十五元,少的仅十几元。此为茶号与工头包定之统价,实际上工人分上手、中手、下手,由工头自由给资,高价极少。包头操进退工人之权,号方不加过问,以是克扣工资、增加工作时间等弊,随包工制而丛生。除官堆、装箱、出箱之期有酒肉外,每日一粥两饭,六人共小菜三。常有彻夜不休者,其特殊酬报,约铜子二十枚,面汤一碗而已。”每名茶工年工资多者二十五元,少者十几元,这还是茶号与包工头谈定的工资,茶工实际领的工资还要少些。
后说拣茶工。拣工基本上是女性,问或也有小孩随女工而来,自与各号接洽。除本地女工外,“以婺源、休宁最多,为期约一月,每人工资一般是七八兀,少时仅四五元,膳食另给。零工每日可二角左右,工作时间每日平均约十四小时,当由看拣者发给茶叶一箩,拣毕送看拣过目,合格则继续换取,否则重新拣清。每一女工可带女童一名,其工作常受带领者之助,工资亦受平等待遇。女工之宿舍,较男工还劣,携去婴儿,即同其母亲之命运,深人红尘,饱尝世味。”
以上为大致情况,倘遇市场不好,各茶号还要采取紧缩政策,减少包工,多雇零工,以致许多长途过客,茶季未终,半途失业,甚至归家盘缠无着。
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经营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采茶工、制茶工、拣茶工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茶农自种自采自卖。人民公社化以后,茶园收归公有,采工基本为本地妇女,农村由生产队安排,县城的茶研所和茶场则雇用城镇居民采茶。工资报酬以采摘数量计算,一般每天二三元不等。茶忙季节,学校有放茶假习惯,时间一般在半月左右。:1978年后,农村茶园到户,茶农自采自卖,并向国家缴纳茶税;城镇采工却大量减少,县城茶园常有鲜叶采不完现象。
制茶男工,农村以生产队劳力为主,县城茶厂、平里和历口初制厂,除使用本厂的正式茶工外,每于茶季开始,便到城镇招收非农广口的中青年为季节工,其中以初制工人尤多,男女均有,俗称“做初制厂”,时间一般3个月,月基本工资及加班费在50~60元许;精制茶工仅限县茶厂,除本茶厂工外,不足部分从季节性初制男工中挑选,工作时间一般是再加3个月,月工资一般在三四十元左右。无论初制精制,两种季节性工人工作期间均享受国家正式工的劳保福利。
拣茶女工,基本上为本县妇女,老少咸宜。计划经济时期,一度要求为城镇非农户口,由茶厂下达计划,交居委会安排,分几批进厂。虽为季节工,待遇较好,按筹计资,一般月工资在30~40元不等,并享受国家正式工人的医疗劳保等福利。1985年后,精制厂家增多,女工使用渠道相应扩大,城镇和农村妇女均有,工资计筹,每月三四百元不等。
茶号
走进祁门,无论哪个村落,只须向年老的长者问一声:“以前村里有茶号吗?”答案都是肯定的。
经营茶号,一般是对半成品的毛茶进行深加工,按业内人的说法叫“精制”,当然也有少数茶号是从生叶开始加工制作的。茶号收购毛茶的渠道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山客向茶农零星收购,转贩给茶号;一种是茶号自行派员到茶农家中收购,或者茶号在产区设立专门的收购点,像这样的茶号,主号叫门庄,收购点叫子庄。门庄和子庄的距离,近者三四里,远的有数十里。
茶号的业主,基本上是当地有声望的乡绅,也有一些是小有资本者,抑或小学教师等。这些人中有常年业茶的,也有偶尔涉足的,所以每年开茶号的人员变动很大。
茶号的经营场地,既有专门的处所,也有借助其他地方的。专门的场所建筑比较讲究,通常是选址干燥,空间开阔,窗户小而多,目的是既通风又防止香气走散。借助的场所多数是祠堂,且这一类居无定所的茶号较多。祁门历溪村的合一堂祠堂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场所。20世纪30年代时,村里有一位叫王文涛的茶商,在这里开了一座“和合昌”茶号,大门的右边用作拣场,享堂楼上用作揉捻场地,楼下有一边门,直通外面的文会老房,那是烘房。设在祠堂的拣场特别讲究,为方便采光和防雨,天井上部安装了可以收进推出的活动玻璃瓦,地板装得也很高,人站在拣板上即可摸着大梁,所以至今祠堂的大梁上还留有五个当年茶工嬉戏时打下的“合和昌”茶印。
祁门的清溪村有一处叫永昌盛的茶号,甚至发生过离奇的故事:说是每逢中午做茶,屋梁上总是沙沙作响,随后便飘下毛毛细雨淋湿茶叶。村人揣测这是狐狸精作怪,于是在村头专门造了一座狐狸庙,目的是使狐狸精安居,不再影响做茶。这样做当然并不奏效,于是再找原因,终于得知这座茶号因为房屋比较低矮,中午做茶容易产生水蒸气,水蒸气升腾,便在瓦而上形成水珠,水珠多了便常常落下来,于是就形成了屋梁飘雨的现象。
茶号内部分工很细致,具体地说有掌号、账房、掌烘、看样、掌堂秤、管厂、箱司、铅司、拣司(发拣收拣收发竹筹)、水客、厨司等。在祁门闪里的潘村祠堂里,曾经就开过一座公义祥茶号,在这座祠堂的墙上至今仍有这样的字样:监督、把秤、上钩、添减、内票、扛箱、顺箱、叫盖、外票、配盖,这些是茶号的分工,看得出是何等的精细。茶号如另设子庄,则要再设司账和看茶各一人。各茶号的茶工人数依茶箱数而定,一般的规律是制茶200~250箱,约需茶工二十人左右。这些人的工资通常由包工头与茶号老板谈定,由包工头总领分付,一个工人做一季茶一般只能得到二十元上下。
除正规的茶号外,也有一些茶农自行制茶,但由于设备不齐整、制作不规范等原因,致使做出来的茶叶品质不一,卖价也低,所以民间称之为“烂官堆”。
经营茶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独自经营,一种是合股经营。二者的比例前者约占二成,后者约占八成。在这后者中,多数资金也不能全部自筹,不足部分有的靠借贷,有的则靠用毛茶人股。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茶号通常没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做一年算一年,今年有明年却不一定存在。祁门清溪村就有这样的例子,说是20世纪30年代时,村里有兄弟四人合办了一座“同声福”的茶号,开办时生意很好,后来因为其中有一人在外贪淫好色,欠下许多钱,其父只好用“同声福”抵债,造成四位股东不欢而散,以致村里产生民谣“茶号同声福,蚀本蚀得哭”。再后来另一位村人重新接手这座茶号,改名“永昌盛”,生意做得很大,收茶叶收到了江西浮梁以及周边的休宁、黟县等地,使茶号又一次辉煌起来。
同时期,一些小村庄也设有茶号,规模与上述茶号也相差无几,但基本上是每村一至二所。具体情况如下:
村庄地址茶号名
南乡弓源永生祥
南乡虎跳慎昌
北乡沙湾永同春
南乡舟溪同泰昌
南乡塘坑同茂昌
西乡石谷同华祥
西乡宋坑德和昌
南乡筱岭脚怡昌、联大
西乡马口大同昌
南乡倒湖大同康、诚信祥
西乡小路口常信祥
南乡乔山恒大
南乡余坑口景昌隆
西乡石门桥怡和祥
南乡阊源同裕昌
南乡查湾志诚祥
南乡景石景新隆
南乡樟坑同春昌
南乡碧桃同德昌
南乡塘源同大昌
南乡柯岭同兴昌
西乡双河口元兴永
西乡花城里隆懋昌
南乡榨里益大
西乡赤山恒发祥
南乡双河口怡怡
西乡群坑恒泰昌
西乡龙源同和祥
西乡漳溪致大祥
西乡彭龙同和昌、大成茂
西乡洪都笃敬昌
西乡清溪成春祥
西乡环砂同志昌
西乡沙堤恒德昌
西乡汪村怡同昌
西乡厉溪合和昌
西乡文堂豫盛昌
西乡郑家村玉成
西乡正冲同顺安
西乡伦坑同志祥、利利
南乡严潭成德隆
西乡栗里善和祥
西乡石潭共和祥
西乡叶村裕馨祥
西乡查湾大同康
西乡岭西瑞馨祥、大有恒
1933年,在许多爱国茶人的努力下,祁门茶区还组建过茶业合作社,目的是组织祁红自产自销,打破中间垄断,实行贸易革新。这些合作社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扶持,至于加工方法和销售市场与茶号并无两样,实为茶号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到1936年,祁门共有39社,社员1512人,社股9404股,股本37660元,已缴纳股金28888元,未交股金8728元,存款21197元,当年贷款28万元,预计产茶9000箱。
茶号对茶农的剥削名目繁多,如收茶用的秤为二十三两以上的大秤,名日“掌秤”;每斤毛茶要抽取“秤钱”三至六枚铜元,以及“茶样”三钱至一两不等。结账时尾钱要换算法币,又无理压低。如市价每元合三千文,茶号则任意作二千五百文或二千四百文,假如茶价尾数为九角九分,也不许茶农找钱换法币。其他还有售价内克扣2%或4%的陋规,叫“九八折净”或“九六折净”。
茶号支付制茶工人的工资以包工制居多,通常是由与包工头一次性谈成。普通制茶200~250箱,需要茶工20人左右,300箱需24人,即茶工数根据茶箱数来定。
茶号资金来源,一般分为三部分:
一为贷款,二为附本,三为自有资本,其中贷款是最大的来源。凡是要开设茶号,首先就要解决贷款问题。贷款全靠上海茶栈放贷,通常是每年的一二月份茶栈便开始派员来到祁门茶区,办理手续。要贷款的茶号先要找一位茶栈信得过的人作为担保,担保人一般均是地方士绅中有威望者。担保人谈好数额,茶号填写贷款三联单,茶栈即可放贷。茶号素来信用度好的,茶栈可给全部放贷汇票,如是新设的茶号,即只能先领一部分,其余部分必须等茶栈派员到茶号看所收购的毛茶满意后,再予以补放。但支付利息却得从第一次领款时算起。茶号贷得款后,即可招揽附本,即股份资金。十元、二十元乃至数百元皆可临时加入,所以经常有茶叶已成箱方来交纳股金的现象,也有茶农以毛茶折价人股的。股金的分红要等茶号盈利,若遇亏折,即附本的股金首先损失。所以茶号的主持者常常是亏了附本,自身反少损失。至于贷款的资本,虽然茶栈一直派员密切注视,但由于附本资金到的时间没有规律,所以就很难弄清茶号资金的运转情况,加上茶号的内外账房本就是掌号心腹,资金详情就更难了解。掌号有充实财力的,固然是多,但是虚设股份者,也有不少,借用挪移之术,资本原有三十股的,可以虚报称四十股。所以茶栈放贷资金也不是十分保险的。
尤其是茶市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贷即更为困难。
各茶号的自有资金历来不多,所以基本全靠茶栈放贷。1936年皖赣两省实行红茶统一运销后,银行介入茶业,于是茶号茶栈之间六十多年的关系一度解体,茶号的资金渠道即转向了银行。
茶号向银行贷款,首先要取得登记证,条件是要自有资金3000元,制茶达200箱和掌号从业在五年以上,方可申请登记。具体办手续时,要提供股东合同及保证书或担保证件,再经由地方县长、商会主席、茶叶公会主席,以及当地有声望的业茶人士组成审查委员会审定,方可领到有效期为一年的登记证。
登记合格后,由安徽地方银行发放抵押贷款,每箱贷款数额最高为30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以当年还清为限。抵押品为茶号的全部财产和茶叶。
以上是祁红茶号的一些基本情况,毫无疑问,时间不同,茶号情况也有变化,但总的规律性的东西仍是变化不了的。
祁门茶厂,中国最大的出口红茶专业厂。在祁红发展历程的天空中,曾一度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这唯一的太阳,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走进厂区,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整齐的车间,掩映在葱郁的绿树中,鸟语花香在空间弥漫,鲜醇的茶香更在空气中流淌。机声隆隆,人声嗡嗡,生机和活力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放拣”时分,随着清脆的电铃敲响,工厂的大门立刻涌出哗啦啦的人流,如同出闸的洪水,顷刻问涌向马路,塞满路面。迎面而来的车停了,人阻住,路旁的摊贩急忙拎起家什,逃到很远。黑压压的人流,其中多半是妇女,裹挟着沸腾的人气,喧嚣的人声,如浪头朝县南滚动,数十分钟内,便射箭般填满大街小巷,消失在千家万户中……
这就是祁门茶厂,红火时期的经典场面,风风雨雨走过了五十六年,每一寸光阴都有故事诉说。
1949年,祁门解放。次年成立祁门、历口精制厂,祁门厂址设改良场原址(今县委大院),历口厂设原中央信托局历口茶厂原址,隶属中国茶业公司屯溪支公司(后改皖南分公司);1952年,归属当年成立的安徽省茶业公司;1956年,祁门、历口两厂合并。
次年,历口、平里建为初制厂,全县手工场撤销,设20个收购站;1959年,厂址北迁,职工昼夜奋战,新厂很快建成;1970年,归属县管;1985年,与县茶叶公司合并;1997年,改组分立,组建为六家公司:祁门红茶公司、祁红袋泡茶公司、祁红实业公司、祁红机械修造公司、祁门茗盛公司、祁门名优茶公司;2005年,厂房及品牌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经拍卖易主于浙江嵊州大鹏有限公司。
回望历史,祁门茶厂经历了四个不凡的阶段:
1950~1959年为复苏阶段,百废待兴,筚路蓝缕,改工艺,建厂房,一座新厂拔地而起;1960~1964年为低谷阶段,受自然灾害影响,产量下滑;1965~1985年为辉煌阶段,工厂成为生产祁红唯一厂家,祁门茶厂就是祁红的化身,产量和工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史无前例,成为经典时期:
1986~2005年为回落阶段,受体制和政策影响,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发生困难,工厂改组、改制,最后终结。
五十多年的岁月,祁门茶厂经历了山手工制茶到机械制茶、从纯粹生产型到生产销售型的演变,生产祁红十多万吨,其中出口近八万吨,质量长期稳定,出口合格率均为l00%,荣获多项国家奖项和一个世界金奖。
五十多年的岁月,工厂完成多项重大的工艺改革,为提升祁红生产技术作出卓越贡献:1952三改脚踩揉捻为木桶揉捻成功,祁红初制从此告别沿袭了近百年的落后揉捻方式;:1954年手工制成精茶送京,定名为礼茶,以后年年送京。同时为国家制定完成外销红茶精制技术规程,丰富了中国红茶的制茶学:1956年帮助茶农试建烘炉成功,从此结束毛茶卖“湿坯”岁月。1959年成功引进和安装苏联的大型萎凋机、揉捻机和干燥机等全套初制设备,祁红机械生产进人新时期;1974年完成精制工艺流程生产线,简称联装,设计年生产能力为5000屯,并投入使用。
五十多年的岁月,先后有27次苏联茶叶专家来厂考察和实验,另有波兰、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友人来厂参观,同时接纳大量大中专学生实习。
五十多年的岁月,工厂发展为占地十八万多平方米,厂房建,厂房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生产设备三百多台套的中等规模厂家,1989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回望历史,祁门茶厂自1949年从改良场剥离而出,成为专事生产出口祁红的唯一厂家,到2005年拍卖一声落锤,整体易主,沧海桑田,历程非凡。
创业之艰,奠定了在中国红茶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计划经济的大红大紫,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市场经济的艰辛,经受严峻考验和挑战。酸楚与甘甜,教训与收获,经验与肩示,成就与思考,自有来者公正评说。
历史不是过眼烟云,不会灰飞烟灭。祁门茶厂虽然终结,但属于改革开放的必然,作为中国红茶的一面旗帜,历史将永远记住她走过的历程,史册将永远闪烁她炫目的光芒。
此外,还有祁门红茶厂、祁门县华康茶叶公司、黄山华茗园祁红茶业公司、祁门香茶业公司、祁门县阊江茶场、祁门县国盛茶厂、祁门县正阳茶厂、祁门县祁门香茶厂、祁门县青芳园茶厂。
祁红运输,最早是运至汉口。运输方法,先以小船(每船三十箱至六十箱不等),由阊江经景德镇至饶州,再改用大船以小汽轮拖驶,渡鄱阳湖到九江,再至汉口;1920年,贸易转到上海,运输方法前段相同,不同的是到九江后改由长江大轮运沪。1935年,芜湖至景德镇通车,祁红由公路运至宣城,再转用江南铁路联运至沪;抗战期间,祁红一度换到香港交易,多数茶叶仍由陆路运到香港。
祁红在汉口集散场时,大半为俄商承办,佘则为英、美、德、法、丹麦等国,年销量一般在十三万箱左右(每箱五十斤上下),另花香(尾茶)也由俄商销售,作红茶砖之用。交易方法是事先由水客送茶样给外商预订箱数,箱茶到汉,当即估价,茶价谈妥,随即过磅,不需一月,交易即可告罄,手续简,效率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商业收归国有,俄商停业,英商拒绝在汉口交易,于是市场转移至上海,交易手续也变得繁琐复杂。先是售茶者送小样到洋行的茶楼编号,然后开汤验茶,选出中意茶样,由通事与售茶者谈判价格,双方满意即成交,反之即数度洽商。正式交易的程序是:洋行方将中意的茶号码记下,由通事签字,售茶方由茶栈落簿,售茶者签字,然后预约时间过磅,一般是三个星期之内,但洋行往往以船期、库满等理由拖延。过磅后,通常就要立即付款,但洋行方也会借故延迟。抗战期间,上海被日寇占领,祁红出口口岸转至香港,运输线路为两条:
一条走屯溪水路,一条走鄱阳,由大帆船拖至南昌,经株洲南下至九龙,交由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及欧洲茶商销售。上海是祁红外销的一重要中转站。
且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市场繁荣,茶商也多,既有洋行,又有茶栈。茶栈是介于茶号和洋行之问的中介机构,以收取佣金为目的,兼在茶区发放贷款,少数茶栈也自设茶号。其内部组织,自经理以下,有管账、书手、通事、茶楼、司事、学徒及出店职员。茶栈资本大小不等,大者十佘万,小者三四万,但流动资金数额较大,通常由银行供给。茶栈放贷给茶号,条件就是要茶号茶叶由其出售,以从中获利。民国中期,上海有茶栈十八家,其中经营祁红业务的有七家,他们是属于广东帮的忠信昌,属于徽州帮的洪源永、源丰润、仁得永,属于徽广合帮的永兴隆、公升永、慎源等。洋行即为外国设在上海的购茶机构,其中以英国人势力最为雄厚。这些洋行采购茶叶,除少量属于自采自销外,多数属于中间批发商。洋行除自聘的外国茶师外,其他资金往来事务皆请华人买办主持,买办之下有栈房主任,下分磅员、栈司、茶楼主任,以及翻译、账房、书记、打字员等。为打破洋行垄断,1936年,实业部会商各产茶省,曾在上海开办了中国茶叶公司,作为中国直接外销的代表。茶栈和洋行积弊很多,杀价、收样、打包、吃磅、九九五扣息等,均是剥削花样。
上海营茶的洋行有三十多家,其中经销祁红的洋行有怡和、华茶、天裕、仁记、兴诚、杜德、天祥、协和、同孚、协和会、合中、锦隆、启昌、公成祥、保昌、永兴、利亨、恒和、德孚等近二十家,每年营茶数量在二万至四万担不等。
计划经济时期,祁红被列为派购统销商品,交由上海茶叶公司出口,茶叶一般运至南浔仓库交货,便无须过问,后由上海公司办理出口手续。
祁红属于以地名红茶单独出口,1950年与苏联签订政府贸易协定,作为偿还贷款的商品。1956年首次参加伦敦茶叶市场拍卖,成交5.44吨。20世纪60年代起,贸易逐渐广泛,至70年代,出口量约占历年我国出口工夫红茶总数的20%~25%,为出口级内销工夫茶的60%~72%,占主导地位。主要销售英国,其次有荷兰、西德、丹麦、瑞士、瑞典、法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芬兰、日本、意大利、摩洛哥、巴基斯坦、苏丹、叙利亚、埃及、马来西亚、希腊、黎巴嫩、西班牙、伊朗、巴西、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价格比其他红茶高出10%左右,比分级红茶更是高出一倍以上,尤其高档茶供不应求。
1985年后,祁红多数由安徽省茶叶公司出口,少量仍交上海公司外销。
1999年开始,茶叶外贸全部放开,各厂家自找外销出路。
优渥的自然条件,精湛的制造工艺,独特的品质香气,孕育出祁红技压群芳的魅力和风格,从而在国际国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13年,南洋劝业会获奖;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以及后来的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获奖。此后,由于国内战事频繁,赛事极少,祁红虽远离奖项,但良好口碑永远相传。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近百年前的赛事至今寻来,已是扑朔迷离,尤其是1915年的世界金奖,由于年深日久,有关金奖的茶名和奖名众说纷纭,多姿多彩。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这是以祁红创始人胡元龙的后裔胡益谦先生等一批人的说法。胡先生说:“祁门胡日顺红茶曾于1915年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了特等奖凭和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金牌陪葬在祖坟里,需要的话可以打开祖坟看看。”但也有人说,这块金牌原保留在农商部,后转运到台湾博物院去了。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览会
1916年,农商部编印了一本《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纪实》:“获甲项大奖的有农商部选送的雨前茶、乌龙茶、祁门红茶、宁州工夫茶。”又云:“获丁项奖章的有上海茶叶协会选送的忠信昌祁门红茶。”另据资料载,中国领奖者是祁门籍人氏李训典。查新编《祁门县志》,确有其人。
巴拿马赛会展览会
1934年出版了《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书中载有农商部的奖凭。文日:
农商部奖凭,第壹千零叁拾五号,出品地安徽省祁门县南乡程村碣,出品者仙茗,品名红茶。春馨茶座前项备赴美国巴拿马赛会展览会,出品业经本部审查评定,给予一等奖凭,以示鼓励,此证。
农商总长周自齐,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发给印。
金奖是贡贡茶
1985年,祁门文化局两名干部下乡采风,在西路彭龙乡遇上一位81岁的老茶人,叫汪光道,说出了一段自己与金奖结缘的故事:我曾在本村同和昌茶号做茶,老板叫汪鸿昌,生产的红茶叫贡贡茶。贡贡茶于19l5年获巴拿马金奖。我亲眼见过那块金牌,外方内圆,下部有地球,地球上站着光屁股的人;上部有“巴拿马博览会赠”几个字。只是金牌在我家只存拥了两个多月,后被人赎走了。仉那块奖牌我们重新印刷了,上面全是外文。茶叶出口时,每箱放上一张,作为获奖凭证。老人在:1985年所描述的金牌模样,如今在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里可以得到证实,而该馆却是1991年对外开放的。
金奖是浮梁红茶
1988年5月20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浮红、祁红当年谁得金牌?争执四十年,今日揭谜底》的文章,说是在与祁门接壤的江西景德镇市蛟潭区一农户家中发现了一块民国初年的茶叶金牌,由此推出当地(曾属浮梁县)的浮红是金牌的得主。
实际上,这浮红就是祁红,因为真正的浮红茶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以上奖名众说纷纭,谁是真正的谜底?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1915年美国人举办的那次盛会:
自1903~1915年,美国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凿通了巴拿马运河,从此太平洋与大西洋直接贯通,航程大为缩短。为表示庆贺,美国人便于:1915q三年2月在旧金山海湾与陆地交汇处举办了一次盛会,全称叫“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2月20日,筹备了三年的赛会如期举行,应邀参会的共有41国,中国是其中之一。会问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数估计超出190万人次,每一个参观者无不被这个东方古国的神秘感和新鲜感而倾倒。5月博览会达到高潮,大会成立的高级审查委员会,对参会的产品进行评奖,整个组织有五百多人,其中中国代表16名。
8月评选工作揭晓,获奖等级分别有甲等大奖章、乙等名誉奖章、丁等金牌奖章、戊等银牌奖章、己等铜牌奖章。
由此得知,关于祁红得奖的多种说法,虽有差异,但并非空穴米风,有些甚至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其中尤以农商部的著述最具权威,即祁门红茶既获甲等大奖章,又获丁等金牌奖章。由此我们又可得知,当年祁红参赛的品牌远远小止一个,所以就有了农商部给祁门县南乡程村碣春馨茶庄一等奖奖牌的由来。
至此,祁红金奖之谜可说是揭开了。然而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巾,围绕金奖却产生了如此多彩的光环,本身就是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祁红属于统销派购商品,而兀须参力口赛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经济建设为巾心的治国方略指导下,企业开始追求效益,重视市场开拓,参加商品评奖活动同趋频繁,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1980年始,祁门茶厂生产的特级、一级、二级红茶荣获国家优质产品证书和金质奖章,这是建国后祁红首次拿到国家金奖;
1983年,祁门茶厂生产的工夫红茶获对外经济贸易部出口商品优质荣誉证书;
1984年,祁门茶厂生产的一级、二级、三级红茶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工夫红茶被评为安徽省优质食品;
1985年,中华牌特级、一级红茶获国家金质奖章;
1986年,在福州全国名茶评比会上,祁门茶厂生产的礼茶被评为第一名;
1988年,祁山牌特级、一级红茶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双获金奖;
1991年,中华牌特级、一级红茶再次被确认为国优金奖产品;祁山牌红茶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1996年,祁山牌工夫红茶经国家优质食品评委会及专家检评,第五次荣获金奖;
1998年,安徽省农科院祁门茶叶研究所创制的“祁红香螺”被安徽省第五届名优茶评审会评为省级名茶;
2000年,“祁红香螺”再次被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授予“国际金奖”称号。
2001年,祁门红茶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生产企业的原产地标记保护中请,获省内首家原产地保护标记。
参加国内部分赛事,由于质量高超,凡参加几乎均可获奖。1987年,祁红在建国后首次亮相国际赛事,在比利时获第二十六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金奖,那一幕永远定格在祁红乃至中国茶的史册上……
布鲁塞尔希尔顿饭店布置得十分隆重,会场四周陈列着狭奖的产品,两侧插着参加评选国家的国旗,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其他获奖国的国旗庄严地飘扬在主席台上,评选总部的官员、获奖困的代表、比利时的专家学者,以及我国使馆商务官员,一共三百余人出席大会。
金质奖章125克,图案是评选会总部大楼,证书为法文:
质量评选国际协会世界评选会授予参加第二十六届布鲁塞尔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展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祁门红茶金质奖章,特颁发证书证明。
常设组织委员会证明:独立评委会所做的颗粒结构或技术检验以及对产品标签和介绍词的验证,同委员会的条例、制定实验室的分析、试验相一致。
1987年9月15日、16日于布鲁塞尔主席、副主席、评委签字金秋十月,安徽省政府在合肥银河大厦召开庆祝大会,祝贺祁红荣获世界金奖。次月,为纪念这次国际获奖,祁红茶乡人民在县城茶山亭下竖起“采茶姑娘”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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